编者按：

近日，我院邱筠、史炜老师与耶鲁大学学者的合作论文即将在人口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人口经济学》）上发表。该文研究了我国的防控政策如何遏制了由人口流动产生的疫情扩散，对其他国家应对当前疫情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全球劳动组织（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第一时间在其官方网站上对该文章的主要发现进行了报道。我们就此采访了邱筠、史炜这对学术伉俪，了解该篇论文背后的故事，以更加深刻地回顾和反思这场还未结束的无硝烟战争。

“面对疫情，我们能做些什么？”

1月22日，邱筠和史炜自驾回江西过年，一路上，所到之处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22日途经赣州，发现当地的口罩果然已经完全脱销。1月20日，钟南山即表示新冠肺炎肯定“人传人”。回到家后，两人的弦崩得更紧了。在自我小心防护的同时也提醒家人们不要到处走动。短暂地返乡后，两人在大年初四返回广州。后来两人从新闻得知，就在他们返程当天，途经的县城有一位医生在防疫期间突发疾病去世。这对邱筠的触动很大。关于灾难，邱筠的成长中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然而那时的她尚年幼，对灾难给人的打击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内心没有受到较大冲击。但这次，她觉得“心里过不去，特别难受”。“每天我都被各种惊人的数据和信息淹没，为了振作起来，我需要从自己擅长的方面做一些事情。多年后当我回头看这场灾难，无论有没有用，至少我努力过。”

史炜和妻子的想法不谋而合，面对每天都在快速上涨的感染数据和死亡数据，他感到紧迫。两人在广州宅家的日子里，一起翻阅整理了相关文献，决定一起做一个研究。

“好的研究重在给人以启示”

一直以来，史炜都在空间计量经济学领域里深耕。“疫情的传播恰恰反映了区域间的高度关联，人口的流动带来了空间上的扩散。这也是武汉封城的原因。”而对于邱筠来说，“做这个研究对我们来说并没有技术壁垒，重点在于愿意迈开第一步。”

据邱筠介绍，研究的过程比较顺利，由于研究的方法和模型都可以借鉴过往的经典文献，因此构思的过程并不困难。同时，数据的获取方面也没有造成障碍，所有数据来自公开数据，研究用到的气象数据也来自邱筠多年来的苦心积累。过往大量的积累和学习，让整个研究水到渠成。

不过，卫生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并非两人的主攻领域。两人仔细回想熟识的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想到了陈希。他是耶鲁大学公共卫生与经济学系的助理教授。过去几年，他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青年教师合作发表过论文，也曾来学院与教师们进行学术交流。两人随即联系陈希，三人迅速一拍即合。“他的公共卫生背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专业性的把关，更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从单纯的经济学视野跳出去，看到了更广阔的东西。”史炜说。在研究的过程中，陈希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医学前沿文献和专业的分析角度。

3月初，他们的合作研究已经形成了初稿， 并在学院内部的Brownbag Seminar上进行了分享。学院的同事们也给出了大量宝贵的建议，帮助他们及时弥补很多不足。过后，他们即将文章投稿到了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期刊。可喜的是，投稿一周后即收到了审稿人的意见，并获得了审稿人的肯定，称该项研究“非常及时”。不过，审稿人建议这篇论文不该仅仅是使用工具来完成一个模型，更重要的是给大众以启示。

因此，他们在后期两周的修改中加入了对中国政府防疫措施的梳理，从宏观到微观，从全国到地方，细致全面地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审稿人没有要求我们去做这些梳理，但是这些城市的政策以及相关的效果评估会对国外有借鉴意义。”邱筠说。

“继续做接地气的中国问题研究”

4月初，他们收到了来自Journal of Population of Economics编辑部的好消息——文章被接受，即将发表。随即《环球时报》、环球网、新华网、人民网等权威媒体都报道了论文研究成果。他们的论文发现，截至2月29日，在中国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有效避免了140万以上的新增感染者和超过5.6万人的死亡。此外，从反映病毒传播力的基本再生指数来看，有效且强有力的公共卫生举措使这一指数从1月底的2.992迅速减弱为2月底的1.243，并在湖北以外降低为0.614。也就是说，1月下旬，一个新冠肺炎病人平均可以传染近3人，而2月底时一个人只能传给1.2人，且湖北以外地区2月底时一个人只能传给0.6人，这证明此时中国已经有力地遏制住新冠病毒的传播。而前一段时间北师大田怀玉团队发表于Science的论文，研究结果也与他们的论文相互论证。

论文还提到，此次全球各国应对新冠疫情可主要分为两种基本策略，一种策略致力于减轻但不一定阻止病毒传播，另一种策略则依靠更严格的措施来抑制和扭转病毒感染的增长轨迹。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后一种策略。尽管大多数西方国家最初实施的是“减轻但不一定阻止病毒传播”策略，但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正转向中韩等国更严格的遏制策略。论文认为，随着新冠肺炎演变成全球性大流行和传染病指数型增长的特征越早压低传染曲线，能够避免的感染数越多。中国采取的措施不仅加深了全球对疫情防控的理解，也为今后针对类似传染病的预防工作提供了借鉴。

谈到这篇文章的社会价值，邱筠和史炜觉得他们只是做了该做的。史炜认为，“这场疫情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在关注的事情，在这场疫情当中，每个人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很多经济学家都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很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建议，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至于它的价值，“需要时间去发现”。“兴趣和使命感共同驱动着我完成了这篇论文。” 邱筠认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场大灾难中每个个体要如何度过？我要回答自己这个问题。所以为了不轻易忘记它，我要做一些事情帮助大家一起记住它。”

最后，当问到他们在论文完成的过程中，得到了哪些外界的帮助时，邱筠说：“感谢Journal of Population of Economics的编辑和审稿人，仿佛他们与我们拧成了一股绳，让更多人更快地看到了我们的研究。”史炜认为，学院教师虽然以“海归”为主，但却有很浓厚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氛围，并看重研究的政策含义，他时常记得，要做接地气的面向中国读者的研究，“这一点很重要。”